《正业与自由业，好像我们人生的原配与小三》

正业与自由业，就像人生的原配与小三。一个稳妥、实际，给我们身份、地位和长远保障；一个看起来自由、刺激，让我们忍不住想投入，哪怕只是短暂拥有。很多人在刚进入职场时，想的是稳定，但走着走着，就开始羡慕“自由职业者”的生活，不打卡、不看老板脸色、时间自己安排、收入甚至比以前高。听起来就像人生理想的终极状态。

的确，自由业的吸引力很强。我们可以睡到自然醒，接自己喜欢的项目，收入方式灵活，不受一家公司限制。我们可能一边工作一边旅行，在咖啡厅完成任务后就接着和朋友聚会。生活质量看起来比朝九晚五的人还要高，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终于脱离“被体制控制的人生”，而活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。

但问题是，自由表面上的光鲜，很容易让人忽略它背后的代价。我们有没有认真想过：当我们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，不在任何一个系统里，我们的社会定位其实是模糊的。马来西亚社会并不会因为我们“很自由”就认可我们的社会身份。这个社会需要我们有结构，有记录，有被系统承认的“存在证据”。

银行不会因为我们“有现金”就轻易批房贷，它要看的是我们的报税纪录、有无EPF、有无稳定收入来源。这不是不公平，而是系统运行的逻辑，银行所信任的是“被结构承认的人”，而不是“个体声称自己很棒”的人。

自由业者很容易陷入一种误判，尤其在收入不错的时候。我们觉得我们比上班族活得更潇洒，我们不需要老板，不需要会议，不需要请假。但等我们想买房、想贷款、想办信用卡，才发现银行要看的不是我们一个月进账多少现金，而是我们有没有税务资料、有没有EPF、有没有财务纪律。这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，自己在社会面前，其实是“隐形的”。

这种“隐形”状态在日常没什么感觉，但一旦我们需要被社会接住，就会发现自己无从借力。我们没缴税，无法证明收入稳定；我们没储蓄计划，遇到大病或经济波动就陷入危机；我们没有EPF或其他长期储备，老了之后靠谁生活？这些问题在我们年轻、有力气、有项目接时，好像不那么重要；可一旦市场转冷、健康出问题、家庭负担来了，我们就会知道，没有结构支撑的自由，其实是很脆弱的。

社会还是偏爱“能被定义的人”。我们有报税记录，我们在缴EPF，我们有固定的医保，我们有合法稳定的收入渠道，这一切都是现代社会对一个“可靠大人”的最低要求。我们可以不走传统路径，但我们不能连社会的基本机制都不尊重。不然我们就变成一个连国家、银行、医疗系统都无法识别和接纳的“系统外人”。我们不能指望系统为我们提供保障，却又从未为这个系统建立基础连接。

我们当然理解自由的诱惑，尤其是对那些在传统职场里被压抑、被忽视、被剥削的人来说，自由工作是一种解脱，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表达。但我们更想提醒的是，自由不等于不负责任。自由从来不是“不被管理”，而是“自我管理”。我们离开了雇主的安排，就必须有能力自己规划收入、储蓄、保险、退休、税务、医疗和信用。我们离开了组织提供的保障体系，就必须自己建立一套替代机制。我们不是不要规则，而是要有自己的规则来支撑生活。

而现实是，很多自由工作者并没有替自己设定这些机制。他们依赖现金收入，没有记录，不主动报税，也不缴EPF，花钱也没有节制或计划。短期内看起来钱多时间自由，但长期根本没有积累。这种生活是靠身体健康和市场热度硬撑着。一旦出现变故，什么都没有。最怕的是，人到中年，想要回归系统，却发现自己什么记录都没有，信用也无法建立，错过了最好的规划期。

更现实的是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类价值被重新定义的时代。AI可以写文章、生成图像、做客服、剪视频、甚至模仿人类的语气。很多技能以前靠“自由创作”立足，现在也面临“被取代”的风险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社会身份，没有稳定的技能积累、信用记录和结构支撑，就会在AI取代与经济动荡的夹缝中越来越难生存。

AI不会为我们缴EPF，不会帮我们储蓄，也不会替我们承担人生风险。它只会让世界越来越快、越来越效率优先、越来越冷静计算。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类，还没有建立出比AI更有温度、更有责任、更能解决问题的独特价值，那未来的竞争对我们是极不友善的。不是我们不够自由，而是我们的自由没有支撑点。

这篇文章不是叫我们不要做freelance，而是要我们意识到：自由的代价必须被精算，而不是幻想。我们可以继续自由，但我们要懂得报税、自己存EPF、规划储蓄、买保险、维持信用记录、建立社会连接。哪怕我们现在不依赖这些，也请我们为五年后的我们、十年后的我们、老年时的我们，做准备。

我们当然可以拒绝“正业”的生活，但请不要拒绝“结构”。我们可以选择不成为一个传统员工，但不要选择让自己在社会面前“无定义”。我们不是不能自由，而是不能漂浮。

我们该问自己的问题，从来都不是：“我要怎么被更多人看见？”

而是：“如果有一天，灯光都关了，没人关注我了，没人主动找我了，还有谁愿意因为我‘能做什么’，来依赖我？”

真正的价值，从来都不是靠声音撑起来的，而是靠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，靠我们被人需要的深度。

自由很好，但真正高级的自由，是我们即便不被看见，依然有价值。是我们脱离体制，依然被社会需要，这样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位置。

以上是我们简短的分享，记得我们是新山律师

《我们的人生，是广告、是产品，还是两者都不是？》

有些人，天生就像一个“产品”。他们的存在感，不来自喧哗或包装，而是源于内在的清晰逻辑和实际价值。他们具备某种功能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有人会因他们的一句话、一个观点、一个独到的解决方式而受益。他们像工具，有明确的“用途”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能创造别人创造不了的价值。他们从不需要刻意证明自己，因为他们的才能自带验证机制：它能在现实中起效。

他们的人生轨迹，往往不是特别张扬，也许甚至相当安静，但他们的影响力，是深远而持久的。他们不追求热度，却被需要；不渴望舞台，却总被人推上前线。他们的逻辑清晰、思路精准，能够在别人混乱的时候，提供方向。在团队里，他们是稳定器；在社会中，他们是问题的解答者。不是因为他们要表现，而是因为他们真的能做事。

而另一种人，则完全不同。他们像广告牌，存在的核心价值就是“被看见”。他们精于制造吸引力、讲究外在的包装与氛围营造。穿搭得体，发言有“流量”，懂得怎样站在舞台上说出讨喜的话题。他们掌握了注意力的艺术，总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只靠外在的表现力，就能点燃大众的情绪和关注。

这类人并不一定没能力，但他们的优先级永远是：先让人“看到我”，而不是“了解我”。只要有人点赞、有人讨论、有人围观，他们就感到满足。他们习惯透过“被看见”来确认自己的价值。可讽刺的是，越被关注，他们往往越害怕被深入了解，因为他们清楚，很多人喜欢的，只是自己的“样子”，而不是“实质”。广告牌的存在，就是为了制造印象，而不是创造价值。

但也不能说广告牌没有用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被看见，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。要让世界听见你、记住你，光有价值还不够，你还得有包装、有表达、有让人愿意停下来看的理由。因此，广告牌的人，只要做对了核心方向，也能迅速获得反馈和回报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，各式各样的人经营着频道、视频、直播。他们靠“放自己出去”来博得关注，靠表演来抢占眼球。只要你敢露脸、敢讲点情绪、有点风格，就有人看。这类回报模式简单粗暴：只要敢露，注定有流量，只是流量多或少、热度长或短的差别。

但真正的挑战，是成为一个“产品”。因为要成为产品前，不是单靠表现力或情绪感染力就能达成的。这是一条极不浪漫的道路，它要求你回到本质，深入思考“我能真正为别人解决什么问题？”、“我是否能系统性地创造某种价值？”这个功能性人生需要沉淀、需要推敲、需要不断打磨自己的思维和输出。更重要的，它需要你甘于长期的沉默，愿意在没人鼓掌、没人看见的情况下，仍持续成长。

一个真正的产品，是被时间和市场慢慢验证出来的。他们经历过许多“无人问津”的阶段，可能花费几年，甚至十几年，才被社会理解、接受、需要。而一旦被需要，他们的存在便成了不可替代的答案。广告会过时，热度会转移，但有功能、有用处的东西，永远都会被寻找和留下。

不过，有时候也有更复杂的情况：有些人误判了自己。他们以为自己是产品，其实只是广告牌的表达方式；他们以为自己有价值，但做出来的事情逻辑混乱、定位模糊，不被市场认可。这种错位最危险，因为一个人若误以为自己有用，而不去接受现实的反馈，那就容易陷入自我催眠和空转，最终走进“自以为是”的误区。

但更需要我们正视的是，这个世界不只是由“产品”与“广告牌”构成。

其实，还有第三种人，他们既不是广告牌，也还不是产品。他们是——“无定义的人”。

这些人不一定不努力。他们当中，有些曾短暂地拼过、搏过，试图引起关注，做过视频、写过文案、发过项目；也有些人一直都很安静，把时间投入在自我成长上，只是不擅表达，不愿曝光。还有一些人，在追求的路上被现实绊了一跤，从此停下了脚步，不再寻找方向。

他们可能尝试过很多事，看起来好像很“忙”，但那种忙是没有方向感的。他们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，却不是市场需要的事；他们想要被认同，却从未真正理解别人为什么会需要一个人。他们投入时间与情感，经营内容、创作项目，但一切都在闭门造车，自己感动自己，却打不动世界。他们没有真正理解，价值，不是自己定义出来的，而是别人决定需不需要你。

这些人最危险的地方，不在于他们没有能力，而在于他们常常误解了自己的价值所在。他们不了解社会到底需要什么，也不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弱点是什么。他们有时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自己很特别、有想法、有深度，却从未让真正需要这些的人感受到实用性。于是时间一久，他们越来越无法被分类：不像广告牌那样能吸引注意；也不像产品那样能稳定解决问题。就这样，他们逐渐边缘，慢慢被遗忘。

更棘手的是，他们自己也很难发现这个问题。他们没有被社会“淘汰”，但也从没真正“被需要”过。他们一直在路上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归位。他们想发光，却不知道从哪点亮自己。他们以为自己的路很特别，但忽略了，社会终究还是用“价值”与“解决方案”来衡量一个人的位置。

这种“无定义”的状态，是一种极度孤独的漂浮。他们不是在舞台上发光的人，也不是台下默默输出的人。他们没有脚本、也没有定位。他们不是失败者，因为他们还没真正上场；但也不是成功者，因为他们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他们既不是“表演型人类”，也还不是“功能型人类”，他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，要被世界接住，你得先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。

他们不是“被看不见”，而是还没活成一个“别人愿意看见”的模样。他们不是“没有价值”，而是总把价值寄托在自己想做的事上，却没考虑世界真正的需求。

最终，这些人常年陷在一个看似“自由”的状态中，但其实本质是，还没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定下来的身份。

他们不是失败者，而是还没找到自己的“社会定位”。

所以最让人难受的，从来不是失败。失败起码还能告诉自己：“我做错了什么、哪里该改。”但“没有定义的人”最痛苦的是，连自己到底是“还在准备”，还是“已经被社会淘汰了”，都分不清楚。他们常常心里很乱，不知道自己现在走的方向到底对不对，也不知道继续下去还有没有意义。

这种状态，其实比失败还折磨人。因为我们每天都很努力，但又不知道这些努力是不是有结果；我们做的每件事，都好像只是“看起来在动”，但不一定在往前。我们没停下，可我们就是不确定我们有没有在走对的路。我们只是一直在走着，心里默默希望哪一天能有答案。

所以，我们真正该问自己的问题，从来不是：

“我要怎么让更多人看到我？”

因为被看见，不等于被理解，也不代表我真的有价值。有时候，热度只是幻觉，声音大的人，不一定是对的人。

我们应当真正问的是：

“如果有一天，所有灯光都熄灭了，还有谁会主动来找我？”

不是因为我发了什么，也不是因为我看起来很厉害。

而是因为我真的能解决问题，真的有用，真的对别人来说，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在这个AI什么都能做的时代，我们更要警觉：不是每个人的“存在感”都等于“存在价值”。AI可以写文章、生成图片、甚至模仿人类情感表达，很多过去需要人类完成的事情，现在机器几秒就能搞定。这也意味着，如果你无法提供真正独特的价值，那些AI做不到、替代不了的事，我们就更容易被边缘化。

所以，人不能只是“看起来努力”，而是要不断确认：我做的事，真的有用吗？我解决的问题，AI能不能做？ 这并不是要我们和AI竞争，而是要我们清楚自己的定位，在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。越是科技进步，人类越需要活出真实、具体、有深度的价值。

不要到最后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我们只是在靠着“自己的认为“去活着，而不是因为社会要的价值需要而存在。

这是我们简单的思考，来自新山律师。

 

被折断翅膀的孩子

在现代社会，许多父母满怀爱心与期待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类拔萃，成为有能力、有担当的人。然而，现实中不少父母的管教方式，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孩子成长的枷锁。那句“剪断了孩子的翅膀，卻抱怨他不會飛翔”，正好点出这种矛盾。父母的出发点是爱，但有时这种爱，最终却变成阻碍孩子展翅的无形锁链。

很多时候，父母以“保护”为名，过度干涉孩子的一举一动。从学习科目的选择，到兴趣活动的限制，甚至连交朋友的自由都要加以掌控。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孩子好，避免孩子走弯路，避免他们受伤。然而，这种过度的保护和控制，实际上削弱了孩子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保护原本是一种爱，但过度的保护，却可能是一种伤害。

孩子的翅膀，象征着他们的梦想、勇气与尝试的权利。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潜能与天赋，他们需要空间去尝试、去探索，哪怕在过程中跌跌撞撞。若父母不停替孩子做决定，剥夺他们自由选择的机会，就等于亲手折断了他们本该自由舒展的翅膀。失去了翅膀的孩子，即便心中渴望飞翔，也很难真正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。

很多父母的矛盾在于，他们一方面害怕孩子受伤害，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将来坚强独立。他们想象孩子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，却又在成长过程中，为了避免风险，把孩子所有可能跌倒的机会都剥夺掉。结果，当孩子真的长大了，面对现实生活的挫折时，他们却无法承受，甚至表现出无力感。这样的矛盾，往往源于父母当初的过度介入。

成长从来不是一条直线，也不是父母为孩子铺好的一条康庄大道。成长更像是一条曲折的小径，需要孩子自己一步一步去探索，去踩出属于自己的节奏。父母能做的，是在旁边守护，给出适度的引导，而不是替孩子走完所有的路。如果父母总是担心风险，总是替孩子选择，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个“听话”的孩子，却很难培养出一个真正有能力面对世界的人。

很多父母害怕孩子犯错，却忽略了错误本身的价值。事实上，错误往往是最好的老师。孩子一次摔倒，往往比十次父母的说教更能让他们深刻记住经验。犯错并不是失败，而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。只有通过不断试错，孩子才能真正建立起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若父母剥夺了孩子犯错的权利，他们也就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。

孩子真正需要的，并不是一连串的命令，而是情感上的支持与理解。当父母能够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，给予他们信任与鼓励时，孩子会更有勇气去尝试未知的世界。相比不断批评和责备，支持与陪伴往往能让孩子更快长出翅膀。情感的安全感，是孩子敢于飞翔的根基。

很多父母把孩子当作自己梦想的延续，希望他们能走自己未完成的路，甚至希望他们活成自己心中理想的样子。然而，孩子不是父母的复制品。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。父母若是把孩子当作满足自己遗憾的工具，不仅剥夺了孩子的选择权，也让他们背负了沉重的期待。这种期待，常常成为孩子飞翔时最沉重的负担。

尤其在教育与未来的选择上，父母往往抱着过高的期待。有的父母替孩子决定读哪一所学校，有的父母计划把孩子送到海外，以为只要换了一个国家，未来就能一帆风顺。然而，事实是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学校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，能保证把孩子培养成人才。决定孩子未来的，不是外在的教育制度或地理环境，而是孩子内心是否愿意努力，是否立志要成为“某个人”，还是甘愿做“无名者”。教育和环境固然重要，但它们只是工具，真正的关键始终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与坚持。

当孩子长大后，父母常常抱怨他们不够独立、不懂承担，甚至说他们没有责任感。但父母是否想过，这种结果可能正是当初自己过度干涉的后果？如果小时候父母没有让孩子练习承担责任，总是替他们挡掉所有挑战，又怎能期待孩子长大后能独当一面？父母的抱怨，很多时候，正是对自己教育方式的一种反射。

即使孩子的翅膀曾经被“剪断”，他们依然有机会重新长出来。父母要做的，是学会放手，重新给予孩子尝试和成长的机会。哪怕过去错过了很多，也不要灰心。只要父母愿意调整态度，孩子依旧能在一次次尝试中，慢慢恢复信心，重新学会飞翔。修复的过程可能不容易，但永远不会太迟。

真正的爱，不是把孩子紧紧绑在怀里，而是给他们飞翔的勇气。放手，不代表父母不再关心，而是意味着相信孩子有能力面对风雨。父母若总是担心孩子受伤，而不敢放他们去飞翔，最终会让孩子失去了独立的机会。反之，若能勇敢放手，孩子才会在跌跌撞撞中，逐渐学会飞得更高。

那句话就像是一面镜子，提醒所有父母：不要在削弱孩子之后，再责怪他们的无力。父母的角色，从来不是剪断翅膀的剪刀，而是帮助羽毛生长的羽翼。每一次放手，都是在帮助孩子变得更坚强。每一次鼓励，都是在让他们的翅膀更有力。孩子是否能飞翔，很大程度取决于父母愿不愿意相信他们、支持他们。最终，父母应当记住，教育的使命不是塑造一个完美的复制品，而是陪伴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。与其抱怨孩子不会飞翔，不如从今天开始，放下控制，给予他们尝试的空间。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风的方向，去体验天空的广阔。那才是父母真正的成就：看到孩子自由自在地飞翔，而不是停留在自己怀抱里的囚鸟。

新山律师

直升机父母教育的隐忧

在现代社会，父母普遍希望给予孩子最好的保障与未来。他们担心孩子受伤、失败或面临负面情绪，于是不断替孩子铺路，替他们消除一切潜在的困难。这种现象逐渐被称为 helicopter parenting（直升机父母教育方式），意思是父母像直升机一样时刻盘旋在孩子上空，随时准备介入，确保孩子不会遇到任何风吹草动。

这种方式从表面上看似乎充满爱心和责任感，因为父母确实不希望孩子受苦。但问题在于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经历一定程度的挑战与跌倒，才能逐渐学会如何站起来。过度保护就像是在玻璃罩里养一株小树，看似没有风雨，实际却无法茁壮成长，最终一旦走出保护罩，就难以承受真实世界的打击。

研究指出，helicopter parenting 阻碍孩子发展多方面的关键能力，包括自我掌控能力、容忍挫折的耐力、情绪调节的技巧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如果父母总是替孩子处理一切，他们便缺少实践这些能力的机会。长远来看，这些缺口会在孩子进入青春期或成年后逐渐浮现。

心理学的研究更进一步显示，这种教育方式与多个负面结果有明显的联系。接受直升机式教育的孩子，出现焦虑症的风险更高。他们的自我效能感（self-efficacy）较低，总觉得自己无法胜任挑战或达成目标。当他们遇到人生中的难题时，往往第一反应不是思考如何解决，而是害怕失败。

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怀抱，进入大学或步入社会时，问题会更加突出。很多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不知所措，因为他们习惯了父母的监督与干预，一旦需要独立生活，便感到手足无措。学业、友谊、人际关系和生活技能都可能成为巨大难题，使他们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。

有心理学家提出一个核心观点：孩子其实是 antifragile（反脆弱的）。这意味着他们并不像玻璃般易碎，而更像是肌肉——必须通过训练和挑战来增强。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失败与挫折，他们的心理就无法得到真正的锻炼。

当孩子被过度保护，他们就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成长机会。长此以往，他们会进入一种“防御模式”，不断回避挑战，害怕面对未知。这种防御反而削弱了他们的学习力与创造力，让他们错失了许多成长的契机。

过度保护的另一大隐忧，是会降低孩子面对冲突与矛盾的能力。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机会处理分歧或应对挫败，因此容易在人际关系上产生困难。很多孩子在进入青春期后，发现自己难以建立深厚友谊，甚至容易因小事陷入焦虑或敏感。

更严重的是，helicopter parenting 的孩子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感受到过度的痛苦。他们可能因为一次小小的批评就深感受伤，或者因为一次失败就产生极大焦虑。这些反应并不是天生的，而是父母在无形中剥夺了他们面对现实的训练所造成的。

在马来西亚，这种教育观念的转变尤其值得关注。过去的父母普遍比较“放养”。很多人还记得，童年时放学后可以自由和邻居朋友玩耍，骑脚车、下河捉鱼，甚至自己去巴刹帮忙买菜。那一代孩子虽然会受伤或被责骂，但他们在过程中学会了承受和适应，也培养了生活技能。

这一代的孩子成长过程中，虽然环境没有现在这么安全和便利，但他们更懂得面对挑战。父母不会时刻干预，而是让孩子自己尝试，即使摔倒也让他们自己爬起来。这种方式虽然带有一定风险，却让孩子学会了独立、责任感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。

然而，近年来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和安全意识的提升，许多马来西亚父母逐渐转向 helicopter parenting（直升机式教育）。他们担心孩子“输在起跑线”，于是不断安排补习班、才艺班，孩子几乎没有自由时间。父母过度关注成绩，把孩子的童年变成无尽的学习赛跑。

同时，很多父母限制孩子独自外出，害怕安全问题；在学校里，他们也过度介入，替孩子与老师沟通，甚至帮孩子解决所有麻烦。看似孩子受到了全方位的保障，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磨练生活能力的机会。

结论其实很清楚：保护孩子本身没有错，但如果父母把所有困难都挡在孩子面前，孩子将失去成长所需的韧性，变得更脆弱、更焦虑，也更难独立。真正的爱，并不是替他们消除所有障碍，而是在他们跌倒时给予陪伴，在他们失败时给予鼓励，让他们在风雨中学会坚强。

新山律师

《反脆弱：人类的基本本性》

过去的人，尤其是 Baby Boomer 世代，成长环境远不如今天舒适。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困境：经济不稳定、教育资源有限、家庭负担沉重。那一代人没有选择逃避，而是必须想办法挺过去。他们习惯了把挫折当成必经之路，把失败当成经验积累。很多人从小就知道，跌倒了要自己爬起来，没有人会永远帮你兜底。

今天的社会不同了。物质与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更富裕、更便利，父母和学校倾向于替孩子清除障碍，减少他们面对风险的机会。于是，许多人反而把“不舒服”看成伤害，把小小的压力当成无法承受的打击。社会越进步，人却越脆弱。这就是“脆弱神话”：相信所有困难都会损害自己，而不是让自己更强。

事实上，人类并不是这样脆弱的。正如思想家 Nassim Nicholas Taleb 在他的著作《Antifragile》中提出的:-

“人类的本性并不是脆弱，而是反脆弱（Antifragility）。 脆弱的东西一旦受到压力就会毁坏；坚强的东西在压力下也许能挺住；而“反脆弱”的东西，却能在压力与挑战之下变得更强大。”

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实，而不是抽象的比喻。我们的人体和心理系统都证明了这一点。肌肉需要阻力训练才能生长，如果长时间不使用，就会萎缩。

免疫系统需要细菌和病毒的刺激才能成熟，如果从小生活在过度无菌的环境，反而容易过敏和生病。

心理韧性也是一样，如果不经历批评、失败和痛苦，就无法建立真正的承受力。

过去的 Baby Boomer 世代就是这种反脆弱性的最佳证明。

他们在环境艰难的年代成长，却培养了面对风险与困难的力量。他们就像火焰，遇到风反而燃烧得更旺。

而今天许多人被过度保护，养成像蜡烛一样的心态，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熄灭。Taleb 用一句形象的话来形容：“风能吹熄蜡烛，但也能点旺火焰。”

人类并不会因为困难而被摧毁，相反，只有在经历困难时，才能真正成长。认为“凡是困难都会让我受伤”才是错误的概念。

事实是，人类与许多系统一样，天生需要挑战和压力来进化。所有的卡通片也都会呈现这些情节，那就是我们要强大，就需要越战越勇。

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比比皆是。过去有人为了上学，每天走几公里的路，即使风雨也不间断；有人年轻时打几份工，同时还坚持学习技能养活家庭。这些经历没有摧毁他们，反而锻炼了他们，让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更能承受风浪。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人类“反脆弱”本性的自然展现。

相比之下，现代的人一旦面对负面评论或一点小挫折，就可能陷入情绪困境。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脆弱，而是因为环境过度保护，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唤醒自己与生俱来的反脆弱性。于是，他们在舒适的环境里反而逐渐失去了抵抗力。

所以，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挫折和痛苦本身，而是我们误以为“挫折会摧毁我们”，于是选择逃避、拒绝挑战的错误思维。这样做，等于违背了我们人类最根本的本性。

Taleb 强调过：人类、孩子、甚至社会系统，都是反脆弱的。 

当我们剥夺了它们面对风险的机会，就是在剥夺它们成长的能力。

因此，Baby Boomer 的经历提醒了我们一个道理：不要试图为孩子清除所有障碍，而是要让他们在小风小雨中锻炼。社会的进步不该让人更脆弱，而应该让人更勇敢。因为生命的真相就是如此，因为我们天生是火焰，而不是蜡烛。

新山律师

是否我们太迷恋安全？

早起的人，谈到的“安全”，都是指身体上的安全，比如避免车祸、避免受伤流血等等，因为二十世纪的父母和社会努力，就只是要让孩子活下来。

但进入二十一世纪，随着生活水平提升、医疗条件改善、科技普及，身体上的危险逐渐减少，我们对“安全”的定义却不断扩大，直到连情绪上的不适也被算进去。

于是，“安全主义”（Safetyism）开始出现并蔓延。它强调避免一切可能的伤害，包括心理和情绪的不舒服。于是批评变成冒犯，失败被当成打击，意见分歧好像成了威胁。表面上，这种文化氛围看起来是保护，但结果往往是制造出更脆弱的人。因为父母保护越多，孩子反而越脆弱；社会替年轻人清除障碍，他们反而更难面对现实。

心理学研究早已指出，逃避不是解决方法。创伤后压力症（PTSD, 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）的病人，如果不断避开触发创伤的环境，症状只会延长，不会减轻。真正有效的方法是通过 cognitive-behavioral therapy (CBT)，在安全环境里逐步去面对，让大脑学会适应过去的记忆，而不是被它压垮。换句话说，逃避只会放大伤口，面对才是疗愈。

生活里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。举个列子“花生过敏”的故事。在美国曾经发生过这起事件，有个孩子对花生过敏，就干脆完全禁止孩子接触花生。结果长大后，孩子对于花生过敏更严重。后来医学证明，适量接触才是预防过敏的关键。同样地，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不让接触失败、批评或拒绝，他们长大后就会变得更“过敏”，一旦遇到风浪就容易崩溃。

我们身边其实已经能看到这样的迹象。有的年轻人在工作中听到一句不中听的批评，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严重伤害；有的学生只要考试成绩不理想，就认定自己是失败者。这并不是因为生活里的问题太大，而是因为他们缺乏 resilience（心理韧性）。当一个人几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挫折，任何小小的不顺都会被放大成灾难。

这种状态的背后，其实是安全主义带来的副作用。安全主义不断强化“情绪优先”的逻辑：我觉得不舒服，那就是事实；别人必须理解我，否则就是错的；我要的不是理性的解决，而是情感上的认同。这种模式让我们越来越执着于“自我感受”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该围绕我的情绪运转。

然而，这种执着往往不是单纯的“怕受伤”，而是夹杂着一种更深的焦虑，那就是怕被忽视，怕自己在他人眼里没有价值。正因为这种不安，很多人会把微小的摩擦放大，甚至长期怀恨。于是本来只是意见不合，却变成了一段关系的裂痕；本来只是误解，却被当成了不被尊重的证据。

这让我常常思考：我们是不是太迷恋 Safetyism，以至于不知不觉陷入了自我执着？当“安全”被过度追求，我们开始过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。我的感受大过天，如果你不理解，就是你错；如果你不照我的方式来，就是对我不尊重。这样的文化逻辑，看似维护了个人的感受，其实却让人活得越来越敏感，越来越容易受伤。

真正的平衡在于承认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。你的感受很重要，但别人的感受同样重要。世界不会总是按照我们的期望来回应，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理解我们。如果对方真的不在乎你怎么想、怎么感受，那最好的方法不是强求，而是选择放手。学会转身，去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值得的人和事上，比沉溺在怨恨和失望里更有价值。

人生本来就不会百分之百安全，也不会永远被温柔对待。如果我们让自己长期困在“为什么别人不理解我”的执念里，只会让沮丧加深，甚至发展成 mental distortion（心理扭曲），把事情看得越来越极端。相比之下，学会走出来，勇敢往前走，才是真正的解脱。

走出来，并不是否认自己的感受，而是承认它们的存在后，不让它们绑架我们的人生。真正的坚强，不是所有人都理解你，而是当没有人理解我们时，我们依然可以继续生活，继续成长。

正如一句古老的比喻所说：蜡烛遇风会熄灭，火焰遇风却会更旺。

我们要做的，不是成为一根随时可能被吹灭的蜡烛，而是学会在风中燃烧得更明亮的火焰。

新山律师